12月17日，阿根廷圣路易斯省梅洛市市长阿尔瓦雷斯·平托·胡安·何塞参加“走进12345”活动时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在此分享他们的经验。我们都想知道北京优秀的治理经验，以及北京如何够解决他们人民提出的问题。我们希望在阿根廷也能像北京一样使用现代科技实现现代化治理，我们可以以北京为例处理我们在阿根廷的事务。”
(嘉宾引语)阿根廷圣路易斯省梅洛市市长阿尔瓦雷斯·平托·胡安·何塞:阿根廷希望学习北京使用现代科技实现现代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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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密集出台，市场何去何从？| 电力大战 ⑭
电力行业密集出台的文件，既是一场规则调整，又是相关主体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文 | 隗屿涵 赵荣美 王进
近期，特别是2024年来，国家主管部门就电力行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的专业性很强，业界一直在学习、理解和消化。
2023年9月7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发改能源规〔2023〕1217号)。
2024年2月8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96号）。
2024年3月18日，国家能源局出台《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国能发规划22号）。
2024年3月18日，国家发改委修订并发布《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24年第15号）。
2024年5月1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国家发改委令2024年第20号）。
2024年7月10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2024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24〕598号）。
2024年7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数据局联合发布《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发改能源〔2024〕1128号）。
2024年11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国家发改委令第27号）。
2025年1月17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规〔2025〕7号）。
2025年2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
2025年4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5〕357号）。
2024年4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电力市场监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18号)。
2025年4月23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能源领域民营经济发展若干举措的通知》（国能发法改〔2025〕40号）。
2025年4月2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基本规则》（发改能源规〔2025〕411号）。
电力行业密集出台的文件，既是一场规则调整，又是相关主体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从政策研究角度，人们必然发问，这些政策实施的条件是否成熟？政策实施后，究竟哪些主体受益？哪些受损？哪些主体短期和中长期都受益？哪些主体短期和中长期都受损？
另外，长期而言，受益的总体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能否覆盖受损的部分，实现帕累托更优，而不是更差？
系列政策有什么核心要点？
以上系列政策各有偏重，有的偏宏观和方向性，有的侧重执行和可操作性，但这些政策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电力市场化”——如何规划、改革、推动、建设及运营好一个安全、高效、绿色的电力市场。
安全是电力系统的生命线
2025年4月28日中午，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大规模停电，影响伊比利亚半岛超5000万人口，停电持续近10小时，至当晚21时左右逐步恢复供电。
西班牙电网在当日中午12时33分左右检测到“极强振荡”，导致电网负荷骤降约60%（约15吉瓦），随后伊比利亚半岛电网与欧洲主网断开，引发连锁崩溃。
大规模停电导致交通崩溃，西班牙全国116列火车停运，马德里地铁疏散人群，机场航班延误；葡萄牙多地交通信号灯失灵；公共服务停滞，医院启用应急电源，马德里网球公开赛暂停，通信服务中断，民众被迫依赖收音机获取信息；民众生活混乱，饮食、照明、通讯等基本需求失去保障，超市货架被抢购一空，罐头食品、饮用水和蜡烛成为抢手物资。
此次事故为欧洲近20年来最严重的停电事件，虽然导因尚无定论，但对各国能源转型过程中的电力安全提出严肃警示。
事实上，类似事故在各国都在不断上演，规模和影响或大或小。
2021年下半年，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遭遇大规模供电短缺，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有序供电”措施。
2021年9月下旬，中国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风电出力大幅下降，电力供应缺口从5%-10%扩大至10%-20%，达到“严重级别”。东北电网频率一度跌破49.8赫兹的安全阈值，面临崩溃风险，被迫“拉闸限电”。
2022年6-8月，旺季枯水与区域高温相遇，中国川渝地区不得不大规模“有序供电”。
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规模愈大、比例愈高、布局愈广，电力系统安全面临更大的挑战。
高效是电力市场的主旋律
电力行业上中下游高效运行，既要保证上游发电企业有利可图，有相对稳定的投资回报，保持电源投资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又要保证下游用户享受更经济、更安全、更可及、更公平的电力消费，平均电价保持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下降，扩大消费者福利；同时，还要期望中游电网企业能够积极主动解决短板、更新改造、智慧升级，服务好上下游各主体。
2021-2023年，占中国发电量65%以上的火电企业（煤电及气电）经历了长期性亏损，给电力市场的高效和安全埋下极大隐患。
同时，新能源电力并网消纳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根据《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未来中国西北华北地区更多的沙戈荒大基地项目陆续建成，长距离特高压输送是不是安全、高效、经济的最优选择？上游电站投资的积极性如何保证？
一方面，随着电煤供应量增加，价格下滑，2024年火电企业发电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风光储生产制造业内卷严重，设备价格一降再降，新能源发电直接成本降到历史最低点。大家关心的是，设备供应商亏损经营，上游成本降低，其让渡出来的利益是否外溢到下游电力用户？如果没有外溢到下游用户，利益去了哪里？
近年来，中游两大电网企业经营绩效同样令人唏嘘。两大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甚至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一些省级电网企业甚至亏损经营，而且相当部分利润并非来自主业，而是依赖辅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
高效的电力市场意味着，上游制造业及发电企业、中游电网、下游用户及相关主体都能可持续性获利，社会总体福利越来越高。
绿色是能源转型的终目标
新型电力系统是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为主体，融合先进能源技术、数字化智能化和灵活市场机制，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灵活智能的现代化电力体系，其核心目标是支撑“双碳”战略（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当前，传统能源在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非化石能源远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以2060碳中和目标为导向，中国能源转型任重道远。
近期国家发布的系列政策中，《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下称136号文）对未来新能源投资及新能源产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
136号文件究竟有何影响？
电力市场是否有机制短板？
2025年2月9日推出的136号文，其核心在于推动新能源全面参与电力市场交易，通过市场化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新能源电力并网消纳从原有的“保量保价”突变到“既不保量又不保价”，完全交给市场，由市场机制决定消纳的量和价。
2025年5月1日前投产的分布式项目，以及6月1日前投产的其他存量项目，136号文采取“老项目老办法”，允许其享受保障性电价或补贴政策，即所谓“机制电价”，以避免收益骤降，但存量项目发电必须全部进入市场，通过“多退少补”方式保证其既得利益。
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所有新能源电力即将全部进入市场，市场通道是否完全打开？市场主体是否平等竞争？电力市场机制是否健全？
交易调度是否全部覆盖？
交易双方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在各省（省级市及自治区）电力交易中心注册并参与交易，对于个人及小规模发电或用户，可以由聚合商及售电公司代理。
各省电力交易中心都由电网企业控制或控股，交易可以完美对接调度，减少了分歧及可能的纠纷。
对于可能的场外交易，或大或小，调度是否支持？
在交易中心达成的交易，输配通道的容量是否透明？通道是否已经全部打通，确保交易的执行？
输配成本是否独立核算？
在输配通道及容量透明的前提下，较大比例的电力输送可以只在配网内完成，其输配费用是否可以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使用原则”，仅支付配网费用？
当前，各省输配成本没有分开核算，各省输电网及配电网的改造、更新、升级、投资等难以进行可行性分析，以至于输配结构经常性错配或滞后。
输配分开，成本独立核算，并推进相对独立化经营，有助于输电网及配电网节约经营、提高效率、提升安全并增加绿电规模和比例。
新型模式法律定位如何？
近期相关政策无不支持绿电直供、隔墙售电、源网荷储以及虚拟电厂等新型模式。其实，这些所谓新型模式在电力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已运行多年、发展成熟，法律定位清楚，输配费用在严格监管下按照“使用原则”分别进行核算和支付。
当前，无论是国家级文件还是省级相关政策，都没有对所谓新型模式的法律定位、运行机制及相关费用进行明确说明和解释，以至于各主体的盈利模式难以确定，这正是这些新型模式难以推广，大多数处于PPT或“试点”阶段的主要原因。
峰谷时段价格谁来决定？
在电力市场化较为发达国家，峰谷时段及各时段的价格由市场决定，电力各主体根据市场变化决定交易时间、模式和价格。只有在出现可能的垄断、突变等情况，主管机构才会介入或紧急介入。
当前，省级主管机构试图模拟市场，人为划出每日的数个时段，对各时段销售电价进行规定并确定浮动空间，每季度、每半年或每年进行调整。
我们知道，电力市场极其复杂，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人为模拟“影子价格”既不可能，又不可行，更不科学。市场机制的本质和核心是，价格由市场决定，绝不是由主管机构决定或人为操纵。
当然，考虑部分地区的现实情况，一些省市自治区的电力供给垄断在一个或二三个主体，他们极易在市场化的机制中，利用优势地位联合涨价，损害消费者权益。对此，主管机构的通常手段是，或拆分这些主体，或尽快培育多元化主体，以形成多元主体的竞争格局。
当前市场机制尚有缺陷和硬伤，匆忙出台136号文，期望以此为契机边推边改，以建设出一个健全的电力市场，其结果将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南辕北辙。
政策实施能否帕累托更优？
大家特别关心，136号文件出台后，哪些主体受益？哪些主体受损？总体而言，是否能够实现帕累托更优？
有哪些受损主体？
新能源电站投资企业
新能源电站的投资积极性是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基础保证，电站投资方也是新能源制造业的主要需求方。
当前新能源电站的投资人主要集中于央国企及上市公司，个人及其他民营企业占比很小。
136号文件出台后，新能源电站“保量保价”突然变为“不保量不保价”，盈利测算模型没有参考依据，以至于大部分签约项目及开发中的项目无法推动。其中，光伏电站集中发电时段大多是主管机构确定的低谷甚至是深谷期，价格甚至会出现负电价，预计6月1日后，光伏电站新增投资项目将直线下滑。
强制配储取消后，电源侧储能盈利模式不确定；用户侧储能受不确定的外生主管机构定价影响，盈利模式也不确定，预计储能电站新增投资也会跳跃式下滑。
风电场投资受影响比较小。一方面风力发电随机性比较大，在低谷、深谷、高峰及尖峰时段发电量都是随机的；另一方面，只要平均电价保持相对稳定，不至于大幅度下滑，风电盈利模型就可以有效运行。
在盈利性投资项目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投资人面临比较大的项目竞争，需要支付更多的开发费用、中间费用及配套费用。
当然，按照文件规定，投资企业的存量项目不受影响，除非电网企业不能够及时支付“少补”的部分。
总体而言，新能源电站投资企业缺乏投资积极性，新增投资大幅下降，光伏及储能负面影响最大。他们利益受损，不仅近期受损，而且长期也不见好转。
上游新能源制造企业
按如上估测，新能源电站投资人投资总额大规模下降，投资利润减少，对上游新能源设备的需求也会大幅减少，特别是光伏及储能产业。
当前，光伏及储能产业处于严重过剩（见《光伏大战⑤：风暴已起，如何越过“万重山”到达彼岸？》及《储能大战②：制造产能爆发，产能过剩严重？》），一大批制造业正在加快破产倒闭。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及国内需求的急剧减少，光伏及储能制造业将迎来更加冰冷的周期。
可见，光伏及储能制造业及其更上游的装备制造企业都将严重受损，长期也不见利好。
拥有土地的地方政府
随着136号文件的出台，“拥地为王”的时代将成为历史。
风电资源还是地方政府手中的“香饽饽”，但是这个“香饽饽”需要的土地有限，而且投资者利益摊薄，为此，地方政府高价卖地、产业交换及相关捐赠等尝试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
光伏及储能需求大减，地方政府不再占据“卖方市场”优势，将失去大量的“土地”收入来源。
所以，相较于“拥地为王”时代，地方政府也是受损方，不仅在近期，而且是中长期。
新能源项目开发企业
业界对新能源开发企业和个人多有微词。
作为新能源市场不可或缺的主体，他们将各类土地，甚至沙戈荒等，变成新能源发电的场所，其作用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开发企业在项目前期已投入不少时间和资金，即便开发流程已基本完成，但若无法满足5月1日及6月1日并网时间点，尚未正式开工的项目都可能就此停止，前期绝大部分损失将由开发企业自行承担。
另外，由于投资企业投资意愿大减，开发企业的业务量将大幅度萎缩。
所以，新能源项目开发企业近期和中长期利益都将受损。
新能源建设施工企业
由于新能源电站投资企业投资项目数量及规模大幅度减少，新能源项目总包、设计、施工、监理等总额也同比例下降，他们近期及中长期也将受损。
国家绿色转型的节奏
随着新能源电站投资企业可投项目大幅减少，国家绿色转型的节奏也将大幅放缓，双碳目标实现时间将延后。
是否有受益主体？
国有特大型售电企业
在电力市场中，中小企业电力用户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注册成为买电方，他们更大的可能是委托售电公司代为采购电力。考虑市场影响力等多方面优势，中小企业用户会聘用电网企业及国有大型电力企业的大型售电企业，所以国有大型售电企业是收益方。
电力市场新型聚合商
新能源电力全部进入市场后，中小发电企业，特别是分布式发电企业，规模小、数量多、主体分散，更可能委托新型聚合商进行电力销售。
聚合商拥有专业人才和数字智慧化系统，可以最大化中小发电企业利益，最后形成电力市场均衡曲线。
如果新型聚合商允许电网企业及大型国有电力企业参与，他们将是最大的受益方。
除此之外，为新型聚合商提供软件系统及运营支持的上游企业都将是受益方。
电网和用户如何？
电网企业
电网企业主要收入来源于输配服务，而输配价格决定于国家及地方主管机构的认定。随着社会用电量增加，以及进入交易的比例和数量增长，电网企业的总体收入将随之增长。
另外，随着电力增长，电网提供服务的调度及控股的交易中心的交易收入随之增长（虽然所占电网企业收入的比例很小）。同时，电网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辅业服务的收入应该随之增加。
所以，电网企业可以多方面受益。
电力用户
电力用户是否受益取决于电力支出的平均成本。
虽然新能源电力全部入市后，部分时段发电企业销售价格低廉，但加上各种费用后，福利并不能有效传递到用户，更不能拉低用户的平均电价。
可以预见，未来电力用户平均电价大概率会上升，而居民用电大可能保持稳定。
归纳而言，如果电网企业可以大规模进入售电及聚合商行业，电网企业将成为唯一的受益主体；如果居民用电政策不变，居民利益将不受影响；其他相关主体都是受害方，短期内很严重，中长期也不看好。如此分析，政策不能实现帕累托更优，而是更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
136文件可以分阶段实现，例如三年期。三年内，可以将“保量保价”的“量”比例下降，三年后降到“不保量不保价”，给投资者更长时间的缓冲，给各主体一定时间累积市场的适应力。
如果强行推进，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必然出现“一赢多输”的局面，不仅会冲击双碳目标的实现进程，而且将引起相关行业的剧烈震荡，最终适得其反。
这三年内，着手解决好电力市场的机制缺陷和硬伤。如果这些缺陷和硬伤不事先解决好，电力市场必然是一个人为操纵的、不平等的、是非扭曲的市场。
由于数据短缺和时间匆忙，我们无法模拟并估算各主体受益或受损的金额大小，社会福利增减无法定量化，这将有损本文的可信度，不妥之处请各位见谅。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供职于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该机构专注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可再生能源及气候变化等相关领域的深度研究、评估和咨询。）
国家竞争力大战②：美国关税，意欲何为
随着中美两国关税报复的循环和叠加，两国脱钩的概率大增，“新冷战”即将登场，全球或将逐步走向二个世界、二个圈圈。
作者：许长忠 董嘉文 王进
2025年3月底4月初，世界很不太平。
3月28日，缅甸发生7.9级强地震。一周来，接连发生99次余震，震级从2.8-7.5级不等，伤亡数千人，财产损失无数。
天灾后，人祸而至。
3月28日，特朗普公开表示将于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细节。4月2日，特朗普正式在白宫签署两项行政令，宣布全面关税政策，涵盖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4月5日，对所有180多个贸易伙伴国家进口商品征收10%的最低关税（部分豁免商品除外）。
4月9日，将对60个“贸易逆差国”加征更高税率，包括中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
其计算方式为，以美国对某国贸易逆差除以该国对美出口额，得出比例后减半作为税率。例如，日本对美出口额1,482亿美元，逆差685亿美元，计算比例为46%，最终税率为24%。
部分重点国家关税情况如下：中国：34%对等关税，叠加此前20%和25%的关税后，综合税率达54%；部分商品（如双反税产品）税率超过79%甚至100%；欧盟：20%；日本：24%；韩国：25%；越南：46%；柬埔寨：49%；印度：26%；瑞士：31%。
4月5日，全美5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针对特朗普政府及其政策，举行了1000多场游行示威活动，参加示威抗议者达数百万人。
4月7日，星期一，全球股市几乎全部跌停，绝对是全球性的“黑色星期一”。
“对等关税”政策，国际上让贸易合作伙伴国家心寒，国内引起广泛纷争和抗议，资本市场用“大跌”投票，作为一个民选总统，特朗普究竟意欲何为？
一、“对等关税”对各国有何影响？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进口贸易国，美国是众多国家经济出口的甲方。无疑，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对各国都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关税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
出口受阻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甚至下滑
“对等关税”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加征高额关税，直接冲击其出口导向型经济。高关税必然导致订单减少、工厂转移甚至停产。另外，关税叠加将引发若干产业的供应链断裂。市场对全球经济前景悲观，全球经济预期放缓甚至下滑。
新兴国家货币金融政策陷入两难困境
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被迫在刺激经济与稳定汇率之间艰难抉择。通过降息刺激经济，以应对关税冲击，大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货币贬值风险加剧汇率压力。另外，刺激政策将恶化部分家庭和市场主体债务风险。
外资大幅撤离及产业链被迫全球调整
外资制造业企业将迎来搬迁潮，这些跨国企业将产能迁至墨西哥等低关税地区，亚洲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黄金期或提前终结。同时，这些国家的投资信心受挫，吸引外资的能力下降。
面对美国单方“霸凌式”的“对等关税”，各国有何反应？
中国：全面精准反击，加征对等关税
中国自2025年4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涵盖农产品、工业品等，直接回应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34%税率；对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将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或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其参与中国市场；暂停美国部分企业的禽肉、高粱等产品输华资质。
但特朗普总统4月7日极限施压，如果中国4月8日前不撤销反制裁，关税将再增加50%。中国业已表态，中国也将继续对等加码，将“关税大战”进行到底。
欧盟：拟定相应方案，各国态度不一
欧盟拟对价值2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包括肉类、谷类、木材、酒类、服饰等。法国提议限制美国企业参与欧盟公共采购项目，并推动数字服务税（针对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德国批评美国关税计算“无稽之谈”，西班牙推动欧盟紧急计划支持受冲击行业。欧盟委员会计划协调成员国立场，形成统一反制清单。
虽然在团结一致反制美国“霸凌”这件事上，欧盟是难以达成共识并坚守的，特朗普也想抓住欧盟各国表面邦联，实质上“各打小算盘”的软肋，对欧盟软硬兼施，但是，4月9日，欧盟从成员国投票通过首轮对美关税反制措施，将对一系列美国产品征收高达25%关税。
当然，欧盟表示，如果美国同意达成公平、平衡的谈判结果，这些反制措施可以暂停。
其他：反制措施偏软，期待友好谈判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汽车加征25%关税；日本首相石破茂称美国的关税政策“如同国难”，计划访美谈判争取减免；以色列提前取消对美商品关税示好，但仍被美国加征17%关税。
英国拟起草针对美国产品的报复性关税清单，包括口香糖、卫生纸等；马来西亚、南非等国表态支持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系，谴责美国破坏全球供应链，但这些国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越南强调美国加征46%的税率“不科学且不公平”，并主动提出对美国商品实施零关税，扩大美国农产品、能源等进口，试图换取美方让步。越南对美国“对等关税”的反应为“外交抗议—经济妥协—积极和谈—被动调整”的四个阶段。
对地球村最大的客户和最大的“恶霸”的“霸凌”行径，不少国家是不敢怒、不敢言、更不敢行，少数国家敢怒、敢言、但不敢行。
只有中国敢于“硬碰硬”，赢得世界声誉。
二、“对等关税”对美国影响如何？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损人利己”了吗？
有不少学者判断，如果针对180多个国家的“对等关税”全部实施，美国近期内负效应也非常明显。
通胀压力上升，家庭负担加大
“对等关税”政策直接推高美国进口商品价格，短期内加剧通胀。有机构预测iPhone等消费电子产品价格将上涨超过50%（如iPhone 16 Pro Max从1599美元涨超过2400美元）。美国消费者对日用消费品（如牙膏、肥皂）的囤货潮已引发价格上涨30%，低收入家庭负担显著加大。
企业成本激增，供应链条紊乱
跨国型制造企业面临很大困境，例如苹果公司90%的供应链依赖中国，每年将新增数百亿美元或更多的关税成本，迫使企业选择转嫁成本或加速转移产能；对美出口依赖度高的美资制造企业面临订单锐减风险。
这些跨国型制造业供应链，短期内难以调整。尽管这些企业已在全球进行布局，但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同步加征关税将导致“供应链避险”策略失效。
资本市场动荡，投资信心下滑
4月7日，全球股市暴跌，资本市场或将进入下滑和疲软周期。美国股市同样跌得惨不忍睹，美国股市的几个中流砥柱企业也是连续暴跌，华尔街股指受挫，美元汇率波动加剧。
政策不确定性导致美国企业国内投资计划趋缓，美股IPO项目暂停，外资对美国FDI（外国直接投资）信心受挫。
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市场承压
有机构预测美国2025年GDP或下降0.8%-2.0%，亚特兰大联储已将美国第一季度GDP增速预期下调至-1.4%。
虽然3月非农就业超预期，但关税引发的消费萎缩和企业投资放缓大可能导致未来招聘需求下降，未来就业市场悲观。
货币政策两难，滞涨风险加大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面临货币政策两难困境。一方面，物价上涨，通胀上行，储备银行不得不维持高利率；另一方面，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储备银行不得不考虑降息以缓解衰退。当前市场预期2025年降息4次，首次降息或在6月，但政策路径仍存变数。
特朗普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美国消费者年均家庭支出将大幅增加，有学者预测将达5000美元，日用消费品价格暴涨30%以上。而美国中期选举时间不远，共和党是否再次获得选民认同，取决于多个方面：
物价能否有效控制，特别是油价？
经济能否走出滞涨，而实现良性增长？
大批非法移民遣返后，就业前景是否更好？
联邦预算大大削减后，减税政策能否尽快落地？
留给特朗普的时间并不多，他需要时间换空间，在中期选举前取得重大突破和成绩，有足够的资本“吹牛”和“自夸”。
三、中美博弈是否已正式打响？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60%，逼近70%。国际市场上，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些合作，有一些妥协，也有不少竞争。
中美全面合作是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基石，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更有利于全球；割裂有害于双方，更加剧全球经济动荡，恶化全球发展生态。
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2017年初，中美之间的博弈已经吹起号角。特朗普将中国视为全球竞争中的对手、甚至“敌方”。2018年，特朗普就启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关税战，掀起对中国企业的各种“制裁”。
虽属不同党派，2021年初，拜登上台后，承继特朗普的衣钵，反复施压中国，不断增加中国企业制裁名单。
第二个任期，特朗普刚上台不久，就匆忙签署全球“对等关税”政策，没有按照特朗普的期待，中国4月8日没有撤销反制裁，美国时间4月9日，美国将对中国的关税将再增加50%，达104%。
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对等关税”提高到54%，又再次提高到104%，这种极限施压不是合作求同的态度，而是要与中国彻底“脱钩”与“割裂”，将对中美和全球都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中国时间4月9日晚，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继续加征50%，由34%提高到84%，并考虑禁止美禽肉输华、暂停中美芬太尼合作、限制服务贸易、禁止进口电影、调查美企知识产权获益情况等。
4月10日，特朗普出乎意外但又情理之中地宣布，鉴于超过75个国家已经妥协并积极与美国相关方沟通，暂停90天“对等关税”而代之以10%的互惠关税，同时，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125%。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中国贸易出口额占GDP的比例约为18.9%，对美国直接出口额占GDP的比例约为2.8%。显然，美国的高额关税，对中国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出口受阻与贸易结构被迫调整
中国对美出口依赖度高的机电产品（如自动设备、手机电脑、白色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家具等）及高新技术产品等首当其冲，预计对美出口下降超80%。其中，工具五金行业对美出口占比超70%，面临订单骤减风险。
部分企业被迫向其他低关税国家转移产能，但这些国家仍依赖中国中间品，形成“依附性产业链”困境。
产业链条与就业市场严重分化
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机电等）因订单缩减导致企业破产及大量裁员，沿海地区低技能工人面临失业或降薪压力。特别的是，中国对美出口占比较高的服装纺织业就业岗位大大减少或不得不外迁。
低附加值企业（如利润率低的出口代工厂）受关税冲击面临倒闭，倒逼产业升级。但短期内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仍需时间，部分依赖美国原材料的高端制造业（如芯片）成本大大上升。
通胀传导与消费市场持续波动
各国通胀通过国际贸易进一步传导，部分进口产品成本上涨，推动国内部分消费品及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物价上涨与就业不确定性抑制大额消费（如购房、购车等）。
金融市场与汇率波动风险增加
出口型企业股价承压（如电子、家电、纺织板块），A股短期受挫，投资者转向防御性资产。
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但中国通过外汇储备管理和政策对冲（如扩大内需）维持一定的韧性。美元汇率也会因政策的不确定性而预期走弱，这将加剧全球资本流动复杂性。
综上，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损人不利己”，为何特朗普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还有一批共和党的追随者和“死忠党”？
虽然“对等关税”政策最初是180多个国家，一些国家的关税还不低，但大家心知肚明，主要是针对中国。4月10日，暂停75个国家“对等关税”并大降至10%的互惠关税，一手“杀猴儆鸡”，一手软硬兼施。
对美国而言，中国已经是头号竞争对手，甚至是“敌手”。其他国家，或是战略盟友、或是体量太小，或是实力不够，都不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或潜在威胁，但必须锁定这些国家跟美国形成利益共同体，进入美国经济圈，而不是跟中国走。
在经济上，中国GDP已经逼近美国的70%，而且增长速度超过美国，总量接近甚至超过只是时间问题，未来美国的任何总统都会有紧张感和紧迫感。
在人口上，中国14亿左右人口，美国不到4亿人。每年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工程师和科学家人数远超美国，如果这些专业人才有用武之地，发挥所长，中国科技全面赶超美国也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科技上，美国在半导体、AI、机器人、航天航空、生物科技、新材料等方面占据领先优势，中国亦步亦趋，中美差距越来越小；少数领域，中国甚至有所领先，这也让特朗普及未来的总统们坐立难安。
在军事上，美国在各种常规武器方面全面领先，而中国在第六代战机、电磁弹射舰、无人机等领域也有突破性进展，使美国一些优势不太显著，也让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耿耿于怀。
在国际上，美国盟友众多，其经济、金融、科技、情报、外交、军事等全球布局，深耕各国；其长臂管辖对各国政商要员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中国提出的善意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带一路”倡议，经常受其阻挠和施压。
在以上等多方面，除了人口之外，中国远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也没有在国际舞台上主动与美国抗衡，反而期待与美国一起致力于全球稳定、和平与发展。
作为潜在的唯一竞争对手，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中国就一直被美国打压和制裁。阻碍中国崛起，限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将成为未来各届美国总统的第一要务。
四、特朗普政府意欲何为？
特朗普，1946年6月出生，已经年届79周岁。
特朗普人生几起几落，所经营的集团几经破产边缘而东山再起，第二次选举侥幸未被枪击而亡而意外当选。在美国，他是“英雄式”的人物。
在这样的高龄，又经历了非常的人生，应该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然而，特朗普依然表现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亢奋激情。第二个任期，在国内，与民主党斗、与深层政府斗、与众多政敌斗，每斗必赢；在国际上，与同盟国斗、与敌对国（如伊朗）斗、与竞争国斗，斗得不亦乐乎。
如果没有意外，特朗普的“好斗”风格将延续到2029年初，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样的世界？
“好斗”的特朗普究竟是为了虚名，还是为了理想？还是想留下一个更美好的美国和更美好的世界？
事实上，特朗普已经名利双收，儿孙满堂，人生几近圆满，但他仍然有更远大的理想：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而不是之一。
为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特朗普精挑细选其内阁成员，确保忠诚和专业，而不是大家认为的“草台班子”，准备下一盘大棋，重建世界格局，夯实国家竞争力。
对这部大棋，我们做一个沙盘推演。
短期内（—25年7月）：
在美国国内：兑现选举承诺，迎合国内民粹情绪，其中包括，驱逐非法移民，降低犯罪率；削减联邦政府冗员和预算，增加联邦政府收入；保护传统行业，包括传统能源及传统产业，保持相对稳定的就业率；打击所谓深层政府，并挤压民主党要员。
在国际舞台：推动俄乌和平谈判，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以牵头乌克兰重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以赚取相关经济和政治利益；实施“对等关税”政策，通过极限施压主要国家，签订不公平协议，确保未来四年的美国利益和美国优先；全面打压并孤立中国。
中期内（—26年10月）：
在美国国内：大幅度吸引制造业回流，增加制造就业岗位；全面启动传统能源开发，能源产量和出口增加，能源价格，特别是油价大幅度下滑；联邦政府机构裁减和裁员取得重大进步，联邦预算削减达到预期；美国金卡销售达到预期目标，联邦收入大增；全面启动降低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经济回归增长，资本市场稳健，为中期选举打好基础。
在国际舞台：主导乌克兰重建，赚取重建收益和资源利益；与俄罗斯达成资源和能源等方面的深度合作；牵头中东重建计划，左右中东利益再次分配；兼并格陵兰岛，控制更多资源，扩大美国版图；与主流国家和主要经济体构建类“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经济圈，将中国等所谓“敌对”国家排除在外。
长期内（—28年12月）：
在美国国内：制造业大量回归，并发挥重要的经济效益；传统能源开发取得成就，能源产量和出口形成稳定收入，能源价格，特别是油价维持竞争优势；联邦预算大大降低，政府效率显著提高，美国金卡收入大增；经济增长稳定，资本市场回报增加，物价回归正常，社会犯罪率下滑，选民安居乐业，实际收入显著增长；推进“自由城市”计划，在偏远地区建设10座未来城市，引入垂直起降交通工具、鼓励“新婴儿潮”，以科技乌托邦重塑“美国梦”，为下届共和党接班人当政铺路。
在国际舞台：在国际政治与国际经贸上，美国优先得到强化，主导美国的“三零”经济圈；兼并格陵兰岛后，有机会兼并加拿大；割裂并孤立中国经济圈。
国际舞台演变的结果大概率是，世界变成二个世界。一个是美国牵头“三零”经济圈，另一个是中国牵头的另一个“三零”经济圈，但这二个圈是割裂的，之间的交易都是高关税、高壁垒。
或者是封锁中国，或者逼迫中国“投降”。
特朗普倒没有觊觎中国的土地，而是觊觎中国的市场。
中国“投降”就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
确保美国优先：主动对美零关税，大规模采购美国商品以缩小贸易逆差，以低姿态迎合美国相关诉求；
主动开放市场：如金融、通讯、网络、传媒、AI、自动驾驶等无差别的开放，甚至套用美国规则；
瓦解社会基础”：全面私有化、去除国有企业、同等劳工权利、透明政府机构等，保证市场对国内外各类主体所谓的“平等、公开、公平和公正”等，甚至要接受美国监督。
当然，“投降”不仅仅是以上这几点，美国会得寸进尺，甚至会对中国管理体制和制度指指点点，触犯中国底线。
怀揣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梦的特朗普，第二个四年任期才开始不到三个月。
美国国内已经被搅得翻天地覆、民怨沸腾、资本市场黯淡、民主党蠢蠢欲动。
国际上，天灾人祸不断，和平之路不平和。全球关税突然大幅提升，世界各国无所适从，新兴市场国家或饱受折磨、经济受损，或低三下四、委曲求全，全球产业链生态圈断裂紊乱，大批企业将面临破产，大批劳工失业或将不得不背井离乡，全球经济或将进入疲软衰退。
特朗普发起的这场“关税大战”看似针对全球，实是剑指中国。
随着中美两国关税报复的循环和叠加，两国脱钩的概率大增，“新冷战”即将登场，全球或将逐步走向二个世界、二个圈圈。
特朗普最伟大总统的梦想是否能实现，世人拭目以待。
中国能否渡过这场危机，并从这场危机中崛起，世人也拭目以待。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分别是上市公司企业家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高级研究员及院长。）
古今中外，为何博弈？| 国家竞争力大战①
中国
国家竞争力不仅是中小国家努力奋斗的指南，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文 | 许长忠 王进
2025年春节，中国很兴奋，世界很热闹。
中国杭州突然冒出了一个DeepSeek的人工智能公司，成为春节期间全体中国人兴奋的焦点。
这个名不经传、创业才一年的民营小公司，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道就让美国最当红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数家公司股价大跌，一天跌掉数万亿美元市值，以至于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在百忙之中抽空发表相关感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就职，即时不我待开始了密集的内阁官员任免，颁布了系列的大刀阔斧政策，不遗余力地推进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关措施，这些无疑将对美国及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
德国选择党(AFD)全票高选联邦议院选择党党团主席，1979年出生的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女博士，为国家总理候选人。与美国特朗普同出一辙，魏德尔打出MGGA（让德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
兴奋和热闹的背后，是大国之博弈，博弈的焦点是国家竞争力。
何为国家竞争力？
关于国家竞争力（National Competitiveness）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经济学家更趋向将其定义为，国家可持续创造并保护财富的能力，并从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保障能力等几个方面去进行测算。
用简单的公式来表达：
Y = F（C、L）
Y代表国家需要的各项产出（Output），C代表国家所能动用的资本（Capital），包括可货币化的各类自然资源、物化的生产制造厂房设备等产能、及货币资本等，L代表国家拥有的各种劳动力（Labor），而F代表国家所能组织而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或生产效率。
一个国家的总体竞争力强不强，就看C、L及C和L如何组织和组合，以及最后的总产出Y。
如果C弱一些，即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足，经济基础差，但L总体不错，F能高效组织起来L，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发挥出最大价值，Y可以达到最大值，相对而言，国家竞争力会越来越强。
如果L弱一些，即人口稀少，但C即资本充足，国家经济基础好，F可以吸引国外L与国内C优化结合，Y也可以达到最优，国家竞争力可以更强。
可见，C与L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如果C和L都很弱，F就是关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近百年来始终贫穷落后，无法自拔；而有些可以白手起家，数十年后走入发达国家行列。
如何C和L都很强，只有F不要太差，国家竞争力仍然可以保持领先，但是，如果F衰退，导致资本C收益下滑，L人非所用，C和L外流，国家产出Y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曾经的某些强国或富国数十年后，会衰败为落后国家。
所以说，C强、L强、F强，国家竞争力就必然强；如果C和L不太强，F强，假以时日，国家竞争力也会赶上来；F极为关键，即使C和L都强，如果F下滑，国家也会走向衰退。
为何资本很重要？
通俗一点，资本就是各类经济活动或各种生意的本钱，这个本钱是可以相互兑换，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小到一个个体户，大到一个国家，经济活动都需要本钱。
个人没有本钱，大多选择是打工。有点积蓄和信用后，可以起步做点小本生意，日积月累，加之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或变成大企业家。当然，少数人一无所有，又缺少就业机会，大有可能沦落为流氓无产者，专营偷窃抢劫、坑蒙拐骗之勾当。
一个国家没有C也没有财政盈余，发展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改善人民福利，都将无能为力。
案例一：C严重缺乏的国家
一个国家一穷二白，既缺乏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又没有物化的生产资本，更没有货币资本，就是典型的C严重缺乏。
C缺乏的国家，很有可能像流氓无产者，以极其有限的财力首选发展武力，对内保护当权者的权力、统治和利益；对外时刻关注资源充沛或富有的邻国，一有机会便可能出兵入侵，抢劫土地、资源、物资和财富等。
C缺乏的国家，最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积累资本，并相应进行资本替代，好的F将推动国家从L单轮逐步到L与C双轮发展之路。
全球近200个国家，10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是极少数。
案例二：C基本具备的国家
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C，那就具备了发展的基础。
如果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资本自然会追逐，人才和技术会随资本涌入。这时，F发挥关键作用。如果F组织并规范到位，资源、资源开发、资源开发收益及上下游集聚利益大多留在本国，为国家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如果F没有发挥好，资源、资源开发、资源开发收益及产业集聚利益都可能被外国资本或本国权贵垄断，资源没有为国家整体服务，大可能变成极少数权贵的资产而被垄断经营。
所以，我们看到少数资源型国家在数十年中，依靠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和多元化，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人民得到很好的照顾；同时，也有很多案例表明，不少资源型国家反反复复反而变成落后国家。
国家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C是基础和本钱，有之可以提早起飞。
为何劳动力更重要？
L是各类劳动力总称，是国家发展更重要的要素，但是，L又是双刃剑。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人尽其才、各有所用，国家的发展不可限量。反之，如果人才不尽其所能，甚至大量失业，就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的主导因素，继而成为反当权者及反政府的主要力量。2024年亚洲两个国家政府被推翻，就是最新的案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案例3：L严重过剩的国家
由于C短缺，教育落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L过剩，而且以体力劳动者为主。
为了生活，贫困的体力劳动者大批向城市迁移，以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一些向临近的相对富裕国家迁移，少数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偷渡到发达国家。
如果过剩的L无法向城市转移，以户籍或其他手段限制他们在农村土地上，城乡二元差距必然产生，而且越来越大，这在少数国家出现过。
如果过剩的L在本国城市也无法消纳，又没有任何福利支持，并严格禁止偷渡出国，这些过剩的L大有可能变成流氓无产者，部分为黑社会所利用，变成社会的负面因素，国家维稳压力和预算大增。所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政府对人蛇行为、偷渡出国予以默认。
L严重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有没有出路？这要看当权者如何抉择。
为何目标是导向？
Y是国家当权者追求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若干子目标的综合。
选举制国家，当权者偏重多数选民的价值和利益，其总目标中，多数选民的价值和利益是首要子目标，政党价值和利益、执政团队利益、甚至当权者个人及家族利益等都要服从首要子目标。
皇权制国家，当权者最重视政权的稳定和延续，这是第一目标；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进步、皇族成员利益等都得服从第一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全体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目标，当然这是最理想的形态，虽然追求所有的政策都能够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其子目标包括经济、民生、社会、法治、绿色、平等等多个方面。如何保证最崇高的目标不被利益集团和一些当权者带偏，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
各国依据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建不同的制度特征。不同的制度下，国家当权者追求不同的国家目标，目标导向决定了国家发展的重点和国家竞争力的差距。
为何组织最关键？
F是函数，实际上就是国家当权者如何“组织”配置各种可用资源，即C和L，去实现Y。也就是说，F代表国家当权者的领导“组织”能力，我们用“组织”一言以概括。
小到一个企业（或集体），在类似的环境，相近的时间，给等价的资源即C和L，不同的领导人会做出不同的结果。假以时日，一些可做大做强，一些不死不活，一些破产倒闭，可见，一个企业（或集体）的领导人至关重要，他决定了企业（或集体）竞争力。
大到一个地方政府，甚至一个国家，谁当权掌舵至关重要。能力超强的当权者可以最大限度地调配利用各项资源，推动国家加快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国家政通人和、人民富足安康；相反，能力不足的当权者大有可能导致经济凋敝、腐败丛生、民不聊生、内乱不断等。古今中外，正反的案例不胜枚举。
所以，当权者或领导人是决定性的，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如下图所示，在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静态看，F1、F2及F3三个函数，代表三个组织的领导人，在相同资源禀赋C及L组合下，F1最大只能使用出C1、L1或其他组合，实现产出Y1；F2最大只能使用出C2、L2或其他组合，实现产出Y2；而F能够充分使用出所有的Cm、Lm或相应的组合，实现最大可能的产出Ym，达到最高效率曲线。
无论C及L对应的价格是外生的还是关联的变量，杰出的当权者或领导人都能最大限度地组合并高效利用好C及L，F发挥出最大可能的效率。
历史周期看，我们可将时间t作为变量，持续考察Y的增长情况，以判断F的领导“组织”能力。
一个组织甚至国家的C和L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者被浪费，产能闲置、人浮于事、失业率高、人不尽其所能，都表现为C和L利用率及利用效率低，产出Y不可能到达最大可能值。
所以，评价国家竞争力，实际上就是评价F，即国家的当权者及领导群体的 “组织”管理能力。
企业有了一定实力，一些希望更强更大，于是就考虑收购、兼并或上下游整合，甚至跨界经营，或将成为行业顶级企业；另一些则开始享乐人间，胡乱投资、疏于管理，导致企业每况愈下。
国家也是如此，一些国家有了一定实力，当权者更加韬光养晦，奋发图强，为土地、为资源、为财富、为权势、为利益等或发起战争，攻城略地，扩大版图，成就一番大业；一些国家当权者，可能为炫耀、为复仇等发动战争，对内横征暴敛，对外束手无策，最后国力衰退、甚至亡君亡国。
社会主义具有最崇高的国家目标，目标能否实现，要看国家当权者是否有高超的 “组织”管理能力F，这也决定未来在国家竞争力大战中，能否与发达国家博弈。
对国家而言，函数F包含的内容很广，其中包括：
1、中央机构是否出台以全体人民利益为导向，“三公”（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的、系统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让公权机构、市场主体、监督执行、人民群众等各得其所，市场主体能否平等竞争？
2、各级政府是否能高效利用好其直接掌控的资源C和L？各级政府机构是否能坚守社会主义目标体系？是否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腐败不止，权力滥用等现象？各级国有企业如何选拔出优秀领导人，担负相应的发展和经营责任，而不是借助特权和垄断，演变为腐败的温床？
3、各级权力机构如何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资本、企业家及各类人才，鼓励创新创业，推动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既要打造领先的技术创新体系，又要打造合适的产业生态圈，让社会资本和企业家根据市场规则，配置各类社会资源，特别是国内的C和L，而不是让大量的C和L外流？
国家竞争力不仅是中小国家努力奋斗的指南，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如今，突破性的技术创新迭代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太空探索等技术及相关产业成为大国竞技的焦点，可极大地推动Y快步增长，并形成壁垒和技术霸权，为此，全球大国博弈正如火如荼，已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级、甚至国运级的较量。
特朗普上台后，新一轮的联邦政府改革正在推进中，目标是削减联邦预算、裁减联邦冗员、放松市场管制、提高政府效率，继而降低税率，给市场主体松绑。同时驱除低端人口，吸引高端人才和资本。如果顺利推进，美国或将迎来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黄金期”。
欧洲大国，如德国和法国等，极右党派开始兴起，并逐步获得选民认同和支持，如德国选择党。他们以经济发展、民生改进、能源安全及技术领先等务实政策为纲领，或将在近期登上权力的舞台，未来欧洲将是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经济学家们摒弃国家制度和国家目标的差异，按照经济学的共同价值观，抽象出一些共同的子目标进行比较，如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保障能力等，虽有一些偏颇，但确实是大国比拼最重要的指标体系。
在全球各国C和L动态给定的前提下，大国之间的博弈就是如何让函数F发挥出最大功能，充分吸引全球范围的C和L，最优化调配和利用好国内的C和L，将Y推得更高并且更持久。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分别是上市公司企业家交流中心理事长及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院长。)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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